高龄产妇的“生”“升”之痛

    “我们想做好母亲，但此时生孩子，简直无异于在跑道上摔跤！”许多都市育龄女性面临着生孩子还是干事业的困惑。
    2006年6月的一项共有3357人参与的调查显示，“养孩子费用太高、经济压力大”、“生孩子会影响事业发展”等原因，使得女性的婚育年龄被一再推迟。产妇高龄化是职业女性“生”“升”困境的一个典型表征。
    医学专家表示，妇女生育的最佳年龄是25~30岁。按照产科学和遗传学的说法，30岁以上的孕妇被称为“高龄产妇”，要是过了35岁，甚至会成为“高危孕妇”。
    据北京市人民医院日前公布的数据，2006年6月，该院总共有148位产妇分娩，其中30岁以上的产妇有77位，占总人数的52％，35岁以上的产妇有18位，占总人数的12％。
    大多数医学专家认为，不提倡30岁以后生育。高龄产妇生下的胎儿畸形率较高，且产妇容易发生大出血和难产。高龄产妇易患抑郁症，可能面对的还有来自妊娠的并发症。孩子的健康成长取决于教育和爱心，高龄生产不但影响孩子的健康质量，而且对家庭社会的影响深远。
    点评：
    面对“生”“升”困境，女性个人首先应该增强心理承受能力，同时，我们应该看到，成为母亲是每一位女性的权利，社会各界应该各尽所能，为职业女性营造宽松的环境，缓解她们的“生”“升”困境。这样，社会也就会少一些高龄产妇。

    面对强奸，生命和贞操哪个更重要？一位年仅22岁的花季少女为抵抗侵犯惨死在歹徒刀下。对此，女作家陈岚发表了一篇题为《面对强奸犯，冒死反抗是人类的耻辱！》的帖子，引爆了人们对女性贞操这一传统话题的大讨论。

    女作家反对“冒死反抗”

    作家陈岚认为，那种倡导女性冒死反抗性侵害的男性，其实是为一己之私着想，在潜意识里认为“男性的性专属权大于女性的生命，这种要求在道德上是过分的，保存女性自身的安全理应放在首位。”陈岚还从犯罪学的角度进一步分析，认为女人此刻捍卫的是隐藏在她身后的某个男人的权益，她不是完全属于自己的，她的生命权也不是属于自己的，是属于某个男性。
    对于陈岚的言论，人们见解各异。有观点认为，反抗事关权利无关贞操。陈岚的言论表面上看是不错的，毕竟生命权是一切其他权利的基础，但问题是，冒死与不冒死反抗的界限很难具体把握。在现实中，一味地简单宣扬“不冒死”，并视冒死反抗为“人类耻辱”，后果恐怕只能是彻底放弃反抗。“冒死反抗”捍卫的是人的权利和尊严，这也是我们抵御苟且、委琐生活的精神底蕴。否则，为了活着，什么价值都可以不管不顾、什么精神底线都可以失守，那或许才真是“人类的耻辱”。
    另一种观点认为，陈岚言论的最大价值在于让公众意识到，在这个时代，女人的价值已经不能用失去或者保住贞操来衡量，生命高于一切。对生命的重视是和社会的经济发展同步的。女人在经济上的独立使得她们能够不再以取悦异性为生存方式。社会的发展应该促使传统的操守观念更趋于人性，更尊重生命。
    点评：
    争论可以继续，但怎样采取积极的措施避免伤害，为女性提供更加和谐的生存环境更是当务之急。

    以下事件皆发生于2006年：
    5月30日深夜，广州市海珠区一家服装厂35岁的女工甘红英猝死，此前4天，她每天从早上工作到次日凌晨，4天工作时间达54小时25分钟；
    7月2日，福建长隆纺织有限公司41岁女工刘远芳“热衰竭”不治身亡；
    7月15日上午，南京18岁女工邾龙妹在美俐隆工艺品公司上班时猝死，之前，她每天工作11小时以上；
    8月8日清晨，来自四川的42岁的阿凤，在广州增城一家制衣玩具厂连续通宵加班近20小时突然晕倒，再也没有醒来……

    女工猝死引发沉重话题

    以上这些事件仅是2006年全国各地关于农村进城务工女工客死他乡的部分报道。这些沉重的事件引发了关于农村进城务工女性的权益保护这一全社会广泛关注的焦点话题。
    据有关资料调查反映，在纺织、服装、玩具、电子、化工建材、饭店餐饮、鞋帽箱包、商业服务等行业中，女职工劳动时间长，加班加点现象严重，女职工劳动强度大，工资报酬低。此外，有些非公企业设备陈旧、作业环境差、存在严重的事故隐患，粉尘、噪音、高温甚至有毒气体直接危害了生产一线女职工的人身安全和健康。
    女职工权益受侵害现象之所以屡屡发生，主要在于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监督不力。有关女职工劳动保护的法规还不够完善；部分企业经营者素质偏低，漠视国家法律；一些女职工受自身素质和法律水平的制约，不能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这些都加大了法律法规贯彻落实的难度。
    点评：
    女职工的权益保护，首先需要从源头做起，健全和完善女职工劳动保护法律体系，进一步优化维护女职工权益的法制环境；建立有效的执法监督机制；建立行政和法律并举的监督检查制度，把女职工劳动保护纳入企业劳动安全生产责任制，定期对落实法律法规情况进行检查；逐步建立健全工会群众性法律监督组织，与司法监督、行政监督和社会舆论监督结合起来。同时，加强非公企业工会女职工组织建设，最大限度地把非公企业女职工、女农民工组织到工会中来。提高女职工的整体素质和自我维护能力，实现对女职工长远和根本利益的维护。

该不该为“****”维权？

   2006年6月，法学硕士郑百春创办了一个“****”维权网，并已经为4名“****”成功争取了自己的权利。此举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小的争议。
    在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中，“****”这个带有贬义的称呼从其出现之始便遭人唾弃。然而，不争的事实是，“****”已经成为一个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社会问题，由此引发的伦理道德之争，以及财产继承纠纷亦源源不断。
    郑百春及他的支持者认为，从法律上说，“****”首先是人，是具有独立民事能力的自然人，“****”的做法虽然违反婚姻道德，但她们作为一个公民，应当享有法律赋予每个公民的所有正当、合法的权益，包括人格权、身份权、财产权等。道德上的瑕疵不能成为她们维护正当权利的障碍，从这一角度上讲，郑律师开办的“****”维权网，是一个理智大于情感的选择。而且，很多女性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动地成为了第三者，她们的权益在受到侵害时应能得到救助。
    但很多人认为不能为“****”维权。为“****”维权表面看是为弱势群体伸张了一种正义，可实际上却在打压另一弱势群体——妻子。从所有包“****”者来看，一旦有了“****”，便往往喜新厌旧，瞧不起甚至是百般侮辱妻子，此时的妻子完全成了名符其实的弱者，其法律上的合法权益也因“****”的参入而被无情的剥夺。虽然她们可以有好多种救济途径，但是她们得到的仅仅是经济上的补偿，她们精神上的伤害又有谁维护呢？此外，“****”对合法婚姻的伤害，不仅是合法妻子和这个家庭，还会引发出更深层次的社会矛盾。比如婚外同居导致的一些犯罪问题。“****维权网”等于为“****”正了名，把“****”合法化了。这会向社会传递一些消极的信息，会给青年女性“可以当‘****’”的不良社会心理暗示。

张钰事件揭发“潜规则”

    女演员张钰公布性录像，揭露所谓“娱乐圈潜规则”，如同引发了一场舆论地震。
    在播放张钰所供录像的某网站，被重复最多的评论是：“做人要厚道，别打马赛克”。这样的态度是只把此事件当作提供观淫机会的性丑闻，对事件本身及其间的是与非则不予关心。
    对于张钰这一“污点证人”，她被指侵犯了那些男人们的隐私；她还冒犯了关于性材料的公共尺度，很多人仅因此就感到厌恶；她的功利动机深受质疑，大量的谴责倾泻到她的头上，即使有些人同时也谴责娱乐圈中的丑恶，也先和她划清界限，避免支持她的嫌疑。
    但是，像张钰这样的底层女演员漂泊在权利保护和救济之外，面对全行业的整体腐败，毫无抵御之力，只有三种选择：离开、忍气吞声或者就是做扭曲的反抗。第三种选择给她烙上“坏女人”的红字，但并不会让她失去什么，因为前两种选择也不能让她得到什么。
    在张钰事件中最重要的并不是张钰个人所扮演的角色，而是她所揭发的现象的性质：因掌握就业机会而得以施行的男权寻租，以交易为名大规模的“性剥削”。如果张钰曝光的这些“潜规则”是确凿的，那么，在道德上这是令人发指的行业伦理的腐坏，在法律上则是对女性就业权利的共谋侵害。

花季少女无奈“产婴证奸”

    16岁的花季少女外出打工，被雇主强奸致怀孕，在错失最佳报案时间后，无奈选择了“产婴证奸”。
    有关人士认为，受害少女“产婴证奸”其实是个误区，生下孩子仍然要面对举证难的问题。证实强奸犯罪是否发生及其罪名的成立，一是需要证实性交行为是否发生，二是要证实性交行为是否违背了妇女的意志。其实做DNA亲子鉴定大可不必产下婴儿，通过提取胚胎茸毛、羊水穿刺术等均可达到鉴定目的。
    “产婴证奸”这种极端的、痛苦的维权方式不但难以真正达到惩罚犯罪的目的，而且还会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受害妇女不得不面对被强奸的直接后果，在今后抚育小孩的过程中，将很难走出被强暴的阴影。“产婴证奸”现象的存在，一方面表明青少年法律意识的淡薄，遭到不法侵害后不懂得应该和如何保全证据；另一方面说明社会救助机制的缺失，政法机关及社区、计生等部门在得知这一事件后，应该从保护弱者角度出发，尽可能地积极帮助和干预，告知受害者有效的维权途径，从而避免“产子”悲剧的发生和给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

亿万富翁集体大征婚

    拥有亿万资产的富翁广告征婚，近年来一直未间断，但是在2006年尤以其规模之大，影响面之广将这一话题再次推向舆论焦点。在富豪的征婚广告中，对女方的要求基本都是“年轻、漂亮、气质高雅、大专以上学历、无性经历”，而这些富豪则通常都是中年男子，事业有成，有婚史。
    对于富豪的征婚广告，有人认为，富豪征婚实质上不过是女性以容貌和才能为资本，与持有经济资本的富翁们的一次谈判。富豪征婚既没有违反道德，更没有触犯法律，至于提出什么样的征婚标准只是个人选择问题。
    表面上看，富豪征婚纯属个人的事情，但是通过广而告之的方式发布自己的征婚标准，并经由媒体以新闻的方式抖开，就进入了公共领域。从富豪几乎相同的征婚标准中可以看出，他们要求未来的妻子是漂亮的、性感的，是一个从面孔到身材都能带给男性心理快感和生理占有欲望的女性形象。这些已婚“成功男士”的种种诸如“无性经历”之类的要求，反映出他们的男性视角下的一种充满歧视的女性观。这种行为是以伤害大多数社会群体的主体意识为基础的，特别是对于女性本身来说，是伤害到她们在社会道德伦理中的平等精神的，可以说，这对女性是一种社会和人格上的双重伤害。